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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博赌场_姜建清: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2020-01-09 14:29:01      访问量:2160

信博赌场_姜建清: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信博赌场,  CFIC导读:

2017年7月,全球银行业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公布了2017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国共有126家银行上榜,较2016年新增7家。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各占四席。将时针拨回20世纪,谁又能想到中国的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通过改革转型发展,成功跻身全球银行业的前列。40年来,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近20年来,国有银行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实现了凤凰涅槃,这一巨变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立10周年。十年来,CF40从零起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型智库道路。今年,CF40发起“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活动,以组织系列讲座及出版书籍等形式,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为金融公益项目,旨在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并探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路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等发表主题演讲。与此同时,CF40面向学术顾问、成员等约稿,并出版《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一书。该书对40年来我国在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与财政政策、金融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经验总结,是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部力作。本书由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和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编,将由中信出版社于今年10月正式出版。

姜建清

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前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下文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世福资本(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所撰写的文章。该文回顾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历程。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9年开始,在邓小平“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要求的指引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包括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和成就。

2017年7月,全球银行业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公布了2017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国共有126家银行上榜,较2016年新增7家。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各占四席。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812.62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连续第五年位居榜首,利润、市值和资产也居榜首。将时针拨回20世纪,谁又能想到中国的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通过改革转型发展,成功跻身全球银行业的前列。40年来,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近20年来,国有银行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实现了凤凰涅槃,这一巨变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

  股改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

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起步于1979年。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大背景和大基础。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金融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发展经济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仿照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放权让利、分灶吃饭使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下滑,由1978年的31.1%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居民分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为33.9%、11.1%和55.0%,1990年,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变为21.5%、9.1%和69.4%。居民储蓄存款随之大幅度上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01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7034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占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0年的51%。财政资金供给能力的减少使原来依赖财政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所留下来的空缺,就需要转向银行融资等途径。动员、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建立有效的银行融资机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项。  

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在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5%,1979—1982年,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有82%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只有18%是财政拨款增加的。自1979年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后,1979年银行正式确立了技改贷款的信贷计划与资金规模,此后逐步介入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从1981年起,国家重新调整了宏观的投融资体制和管理制度,实行了“拨改贷”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管理。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单独成立,承担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十倍、百倍地增长,充分发挥了聚集、动员社会资金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形成了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动员模式和社会资金融通渠道,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融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担负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重要职责,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金融与财政的分离,使银行的筹融资等功能得以恢复和强化,保证了中国改革转轨时期社会资金链和资本链的延续,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奇迹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89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74.36万亿元,增长了204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7亿元,至2016年达到15.96万亿元,增长了139倍。银行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39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150.59万亿元,增长了1302倍;各项贷款从1978年的1890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75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106.6万亿元,增长了563倍。可以说,没有金融的快速发展,没有银行信贷的快速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但是,金融是“双刃剑”,在中国金融承担着经济发展重任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40年来,中国的金融也多次遇到重大风险,所幸通过艰难的改革,涉险过关。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这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国企和银行经营“软约束”、实现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银行业的发展规律是逐步认识和深化的,国家不断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推动经济增长:初期银行业也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但是,“微观搞活”和“宏观稳定”往往是一对矛盾。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1978—1990年),信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38%,经济增长率达到14.6%。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根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在中国还有结构失衡的原因。1992年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过热现象又一次出现。国家力图通过国有银行控制信贷规模,但是,各种拆借市场和中心、信托公司、信用社和基金会的账外的违规经营,又成为最早的影子银行。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从1994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规范金融行为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相继出台。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且在此后保持了20多年通货膨胀较低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 

从金融发挥融资主渠道、实施“拨改贷”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后,银行贷款替代财政资金,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通过还本付息强化企业算账意识,抑制投资冲动。但原来期冀的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拨款“软约束”并没有如愿实现,国有银行无力实现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硬约束”,相反成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双重软约束”。财政提供资金的压力最终变成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压力和资产质量压力。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加速转型,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虽然《商业银行法》颁布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性质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确立,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有银行仍然无法摆脱政府行政性配置资金的体制惯性。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入,银行承接了大量转制成本,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上商业银行内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严重缺陷,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日益沉重。据统计,到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0.4%,其中,逾期贷款占11.4%,呆滞贷款占7.7%,呆账贷款占1.3%。五年间不良贷款增加了近4倍。当时还没有采用严格标准的国际会计准则,实际的不良贷款数额更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重视金融风险。三年来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暴露出来的银行坏账堆积、财务亏损、经营财政化、风险不能自担等问题,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银行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7年底中央召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国家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随后主要采取了四大措施:一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三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14万亿元),走出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大一步;四是成立金融党工委,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屏蔽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这为此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第三次重大转折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使中国大型银行涅槃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1999年,第一次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后,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2002年底,按照“一逾两呆”分类为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4%;按照五级分类为2.0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6.12%(工行为26.01%、农行为36.65%、中行为25.56%、建行为15.28%)。资本金缺口巨大,四家国有银行资本金总额7494.38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27%。同时银行内控管理依然不足、信贷结构失衡、风险控制薄弱,基层机构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依然突出,普遍没有建立和落实对分支机构内控制度的检查和评价制度。 

2001年中国“入世”,市场开放后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引起关注。中央在2002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心要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这时,中央形成共识,要想让国有银行在剥离不良贷款的同时真正做到自担风险,必须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正是在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确定了国有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体制改革提速。理顺产权关系、推动政企分开、强化管理改革被列为三大目标,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不良资产被作为三大任务。同时决定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将金融监管改革作为金融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这次会议后,大型银行股份制方向确定,改革大幕拉开。

  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攻坚战”

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选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渐进改革一直没有停步,如采取完善法律法规、剥离政策性银行业务、消除地方政府干预、理顺金融财政关系、新设银行引入竞争机制等外部改革措施,进行商业化改革、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完善财务约束、改革人事制度、剥离不良资产、注入资本等内部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有银行逐步走上市场化、商业化道路。然而,银行“软约束”的经营体制尚未真正实现市场化转换,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有银行改革的效果仍不乐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争议类同,国有银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存在更为本质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引领国有银行朝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走得更远、更踏实,还需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先行进行的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开辟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新路,也增强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信心。2002年,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使中银香港成功重组上市,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蹚出了一条新路,对如何处理不良资产、弥补资本缺口、引进战略投资者、估值定价及治理和管理体系再造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2年,国有商业银行综合化改革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和解决可能影响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包括股份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解决历史包袱、动态资本金补充、加强内部管理、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和外部环境配套。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同志牵头组织撰写并向国务院报送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完善国有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其中,方案最核心、也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在1997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实际资金没有到位),1999年又剥离了银行1.4万亿元(含国家开发银行的1000亿元)不良贷款后,不到三年时间这份综合改革方案提出要再剥离不良贷款9700亿元,加上消化账面非信贷损失约4700亿元,合计需要1.44万亿元。如何解决改革成本是个难题。当时,由于中央财政紧张等种种原因,再走财政拨付改革资金、承担改革成本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2001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89万亿元,中央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已经捉襟见肘。刨除必要的开支后,还有财政赤字2517亿元,如何能承担如此巨额的银行业改制成本?况且后来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个改革方案对改革成本估计的计算远计不足。在改革方案酝酿过程中,也有人提出国有银行自身逐步消化不良资产和损失,估计消化周期需10年甚至20年,这与改革所处环境和改革目的不适应。有人提出再用1999年和2000年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债以剥离不良贷款的方法,但是,涉及巨额特别国债的发行,要列入财政预算、扩大财政赤字,可能性不大。巨大的改制成本使首套方案最终搁浅。

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国有银行股改方案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十六大在总结十五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略。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依然是重中之重。十六大报告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除肯定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外,更强调了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十六大精神既坚定了国有银行推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综合改革的信心,也增强了国有银行加快实施股份制改革的紧迫感。

2003年5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行长带队向国务院汇报了第二次的改革构想和实施方案。与2002年央行提出的综合改革方案相比,新的实施方案重点为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处理不良资产和增补资本金的钱从何而来的问题,要找到全新的解决途径。其中,不良资产是最大的金融风险,对不良资产包袱沉重的国有银行实施财务重组,将涉及重大资源运用,并将决定中央银行今后五年的工作及政策走向。如果主要大型金融机构都“带病经营”的话,将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从而影响金融功能的发挥和稳定,进而影响经济改革成效和经济增长。因此,国有银行改革,不仅仅是某几个银行自身的事情,还需要国家层面给予充分和必要的投入。针对可以动用的国家资源,包括财政资源、国有资产资源、央行资产负债表资源和外汇储备资源,方案创造性地提出用外汇储备解决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资源的问题。当时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相对较窄,利用国家外汇储备为国有银行注资,既可拓宽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又有利于使所有者多元化。2003年12月1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向中行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关于不良资产剥离处置问题,1999年首次剥离时是按账面价值将不良贷款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因而是一次政策性剥离。新的改革方案中提高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程度,以拍卖方式定价销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相对应的中央银行再贷款也能收回来。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央行资产负债表救助国有银行的首个成功案例。

除了财务重组模式的创新之外,公司治理改革是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另一大特点。这次改革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股份制公司治理结构,重在机制转换,涉及股份公司治理架构、内控机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审慎会计准则、中介机构作用等多个方面,是一次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改革。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是这次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2003年12月,国家对中、建两行进行了注资,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帷幕正式拉开。立足各自股份制改造的不同特色,在国家外汇注资等系列政策支持下,通过财务结构重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发行上市等先后几个阶段,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开始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交通银行在深化股份制改革道路上实现了新跨越。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5月在境内A股上市。

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2006年成功回归A股市场。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也先后在香港H股和境内A股成功上市。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业,创全球有史以来IPO(首次公开募股)最大规模。2010年7月,农业银行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再创全球IPO规模之最,至此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画上了圆满句号。 

当时,我作为工商银行改革的亲历者和操盘者,感触颇深。工商银行经营规模大、不良资产压力重,并没有进入改革的第一梯队。但是,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进行改革的话,工商银行将会错过机会,在新一轮竞争发展中非常被动。为了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工商银行在财务重组和改制中进行了创新。工商银行获得了汇金公司150亿美元的注资,并保留了财政部的1240亿元资本金。将损失类资产2460亿元出售给财政部,财政部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进行购买,会计处理上表现为工商银行对财政部的债权(应收款);债务偿还的制度安排是双方共同建立“特别共管基金”账户,将财政部持有工商银行股份的分红、工商银行每年上缴所得税以及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的现金等,专项用于偿还财政部对工商银行的债务款项。结果,不到五年时间就偿还了全部2460亿元的债务。“特别共管基金”账的设立,既减少了工商银行重组改制的成本,又促进了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实际上是利用国家信誉和财政能力,为国有银行深化综合改革、推进股份制改造赢得宝贵的时间。同时,这也为其他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与股份制改造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股改后的大型商业银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道路,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家和社会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回望过去40年国有银行的艰辛改革历程,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蹚出的一条道路,可能也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时至今日,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认识仍不完全一致,甚至不时出现国有银行股改“贱卖论”的论调,我们这代经历者和见证者更有责任和使命把这段历史说清楚。

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判断,应该建立在历史比较、动态和全局化的分析基础上。简单估算,对比股改前的两次剥离和汇金注资等财务投入数据,以及股改上市后到2017年末所创造的净利润、为国家上缴的所得税和营业税等利税总额作为财务贡献,尚未包括股改过渡期内通过利润消化的历史包袱,工、农、中建四行的财务贡献是财务投入的2.66倍,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财政投入。除了商业银行直接创造的财务效益外,包括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更是“一把钥匙开两把锁”,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卸重负、去杠杆和处理大量“僵尸企业”。国有银行股改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重塑了国家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巩固了大型商业银行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夯实了大型商业银行的经济造血功能和金融体系稳定器的职能,为中国之后几年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股改上市,国有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实现了从质量洼地到质量高地的转变,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股改前的20%左右下降至2017年的1.56%,拨备覆盖率从不到30%提升至171.5%,资产质量状况极大改观,风险管理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实现从行政约束到资本约束的转变,资本成为约束大型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新载体和新工具。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从1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增长了7倍;同期风险加权资产规模仅增长5.1倍,资本充足率从11.2%提升至14.6%。资本约束让大型商业银行走上了一条高效集约、收益风险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从规模导向到盈利导向的转变,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年创利规模从1226亿元增长至9800亿元,增长了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7%,创造了盈利增长的“黄金十年”;2005年以来,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累积分红超过2.4万亿元,占同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总额的29.8%,为国家和其他广大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实现了从单极支撑到多元驱动的转变,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2.7%,高于同期净利息收入增速9.8个百分点,占比由7.9%左右提升至18%;实现了从本土经营到全球拓展的转变,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境外共计建立了1200多家机构,基本构建起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境外网络布局,境外盈利贡献总体提高。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对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支持力度也明显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共建立了160多家分支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起通畅的金融桥梁;实现了从仰望对手到全球领跑的转变。至2017年末,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量超越同期花旗集团、汇丰控股、美国银行、摩根大通、三菱日联、法国农业信贷、富国银行七家行利润规模的总和,工商银行更是连续数年蝉联全球最赚钱的银行。

同时,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为国内国际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范例。中央汇金公司先后对光大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保险类机构、银河证券等七家证券类机构进行了改革与重组,使一大批国有金融机构完成了市场化改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苏联、东欧等国家大规模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国有银行改革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

重温国有银行股改历史,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对于指导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推动和英明决策是保障金融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也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金融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趋势相配套,“入世”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和治理结构的市场化造营造了宽松而有利的宏观环境。

创新是驱动金融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破除发展瓶颈、顺利推进改革的手段,需要进行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手段创新。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金融改革必须抓好市场化机制构建这个核心,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时,国有银行将精力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致力于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内控机制的完善,使股改后大型商业银行实现了优良的经营业绩。改革“操盘手”和实践者的担当务实是决定金融改革落地成效的关键要素,一代代金融从业者为国有银行股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艰辛的努力,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大型商业银行面对的所有内外部矛盾,其本身也需要不断深化。同时,我们处于全球经济金融急速变化的时代,面对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还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改革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充分发挥“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作用;要处理好市场化薪酬机制与“党管干部”原则之间的关系,完善激励机制,有效激发正能量。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坚持实体经济本源,规划和推进创新,把握好创新的质与度,增强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强化和创新风险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与工具,及时识别和化解各种风险,保持资产质量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成为稳定中国金融行业的“定海神针”。稳步推进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改革,贯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中国经济和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深入推进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统筹应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趋势,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统筹好服务客户和控住风险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发挥好大行担当与行业规范的作用;顺应互联网信息革命的大潮,深入推进数据化银行建设,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与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和管理效率,加大金融科技创新力度和控制好金融科技风险。这些既是对股改以来大型商业银行转型三大任务的延续与推进,又是大型商业银行在新时期、新起点向更高层次目标转型改革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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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一

姜建清:大珠小珠落玉盘 ——“东方明珠”背后的银团故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上方是两枚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造币厂发行的大铜章。大铜章一套两枚,大铜章的一面是相同的图案,视角是站在浦东眺望浦西。468米高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台矗立铜章中间偏右位置,映现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俊秀身姿,图案上方“东方明珠”系江泽民总 书记的题词。隔着近处涛涛的黄浦江水,翘望着对岸巍巍的外滩建筑。两枚铜章另一面的文字是不同的。一枚的文字是“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3760万美元银团贷款纪念。发起行——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牵头行——工商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另一枚上的文字呈现了贷款币种的差别,为“29000万人民币银团贷款纪念”,两家牵头行的位置也更换了一下。这两枚大铜章直径均为60毫米,分别重120克,各自发行2500枚。

东方明珠银团贷款的由来

早在1983年上海广播电视塔就设想选址在浦东陆家嘴。1985年至1987年分别经上海市规划部门和计委批准。当初确定电视塔高450米,以改善因高楼阻挡而受影响的上海远郊地区的视听条件。1986年确定电视塔及附属公共游乐设施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总项目投资为5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美元为项目配套资金,准备由上海久事公司筹措。4000万美元原考虑使用加拿大政府提供的混合贷款(70%是十年期的出口信贷,30%是五十年期无息贷款),1987年加拿大政府也已初步承诺。然而两年后,因一些政治性因素,加拿大方面毁约了。“东方明珠”项目建设资金卡壳,项目建设也因此延缓。1990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早已规划好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项目,又成为了浦东开发最早的标志性工程,如何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建成这一世纪性的工程,国内外格外瞩目。焦急的上海市广播电视局领导频繁地找人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上海市分行的领导商量解决对策。

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是改革创新、敢闯敢干的过程。这一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东方明珠银团贷款的项目中。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筹措外资遇到障碍,眼睛就向内看吧。业主上海广播电视局大胆的提出自筹、自建、自还的思路,来建设通常由财政拨款解决的广播电视塔项目。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为此召开了会议,专题研究资金解决方案。工商银行等银行大胆提出利用国内银团贷款来替代国际融资,经过一番争论后这一方案被认同了。提出银团贷款方式筹集东方明珠建设资金也是无奈之举。上海广播电视塔最初投资概算5000万美元。后因规划批准时间已久、物价变动,加之建筑面积扩大、标准提高,1993年投资总额调整为6.2亿元人民币,1994年再调整为8.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3760万美元和29000万元人民币。在贷款决策的那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额。

浦东开发早期几年,工商银行浦东分行与上海统计局、浦东新区统计局合作编著了《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报》,查阅该书,1990年浦东新区的贷款余额只有28亿元人民币。作为上海市最大的银行,1990年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为66.5亿元,承担上海市工业商业的发展和技改建设已经捉襟见肘。电视塔的电梯和播视等关键设备等需要进口,那时银行的外汇贷款规模更小,1990年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当年新增的外汇贷款仅有1114万美元。因此面对规模巨大、期限又长的东方明珠贷款,哪一家银行都承担不下,只能依靠各家银行齐心合力,“众人拾柴火焰高”了。

银团贷款的方案确定后,上海市各家银行的参与热情很高。刚成立不久的工商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和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被确定为东方明珠银团贷款的牵头行及分别担任外汇和人民币银团代理行,一共12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参加了此银团贷款。工行浦东分行参与外汇贷款890万美元和人民币贷款6250万,建行浦东分行参与外汇贷款610万美元和人民币贷款6250万元,两家银行是银团贷款最大份额的参加行。上海城市信用联社没有外汇业务,也积极参与了2000万元的人民币银团贷款,令人感动的是,这2000万贷款还由30多家城市信用社凑齐份额。全部银团贷款分三期发放完毕,银团的首期贷款于1991年4月10日在上海银河宾馆签约,贷款1000万美元和15000万元人民币,借款人系上海广电局下属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发展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于1993年1月9日才开业,赶不上首期贷款,他们也参与了后期的银团贷款。东方明珠银团贷款项目充分体现了上海金融业积极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团结一心的精神。

做“敢吃螃蟹的第一人”

作为浦东开发第一个被确定的标志性项目,作为第一个创新的银团贷款项目,工商银行浦东分行担任银团牵头行和代理行,感到沉甸甸的压力。银团贷款改变了传统单一借款人对应单一贷款人的方式,而由工行等牵头,联合上海多家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商定的相同期限和利率等条件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贷款。各家贷款人在贷款业务中独自承担权利、义务和风险。这在中国可是一件“新生事物”。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办理过本外币银团贷款,没有银团贷款的合同文本和运作规程,加之涉及外汇贷款,还得考虑汇率风险。

记得有一次我与工行浦东分行信贷部经理金介予去北京出差,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寻得一本国内少见“银团贷款”专业书,当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我们还查阅了大量国际银团资料,对起草文本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终于拿出一本结构严谨规范,符合国际惯例的银团贷款合同。以龚学平局长为首的上海广播电视局十分谨慎,召开党委会多次讨论银团贷款合同,提出修改意见与我们商榷。在贷款审查时我们也十分谨慎,东方明珠银团贷款主要是使用技改贷款方式的,而当时的技改贷款一般期限5年,最长期限为7年。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在最初的项目可行性报告中,按6元的登塔门票预测,需11年才能还清贷款本息。我们也对东方明珠电视塔建成后的主要财务来源——登塔门票收入进行了财务分析,分别按登塔门票每人每次5元、8元和12元进行预测,得出贷款归还期分别为12年、8年和5年三种结果。在银团贷款分析讨论时,银行几乎没有人相信登塔费高达12元会被人接受。有人甚至说5元登塔也不会去。我们犹豫了许久,有些忐忑不安。虽然出自于对浦东开发开放前景的坚定信念,贷款还是被通过了,但我们内心也作好了贷款延期归还的准备。

东方明珠电视塔于1991年7月30日奠基仪式,1995年5月1日项目竣工。不过颇有戏剧意味的是,电视塔建成后4年多,银团贷款提前全部还清了。今日登塔门票价格不菲,还是人头攒动、游客如潮。2015年东方明珠电视塔的游客数已超500万。年观光人数和旅游收入在世界各高塔中仅次于法国埃菲尔铁塔而位居第二。回顾历史只能自嘲当初的我们缺乏“远见”。

东方明珠银团贷款是中国工商银行牵头主办的第一个本外币银团贷款。它的创新作用和示范意义超过了项目本身。正是它的引路,之后工行浦东分行又与兄弟银行牵头了35000万元的杨浦大桥银团贷款。1993年浦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建设资金短缺日渐严重,基建规模亦成滞碍。我提出利用外资银行银团贷款来推进浦东杨高路等七条路建设。在浦东新区赵启正主任和黄奇帆副主任的支持下,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家开发区公司为承借单位,由工行浦东分行任牵头银行,16家外资银行分行组成1.5亿美元的三个银团,开启了当时最大规模浦东的主干道建设。之后浦东新区的银团贷款更呈蓬勃发展之势,内环线浦东段、浦东国际机场、轨道交通、“上海中心”大厦、上海迪斯尼、前滩项目开发等都通过银团贷款方式筹措资金,充分反映出浦东开发开放进程中的金融现代化和国际化。

银团贷款的发展和展望

银团贷款的历史仅50多年,据传世界上首笔银团贷款于1967年出现在美国纽约,也被称为“辛迪加贷款”。近几十年来,现代化大生产、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额贷款需求,仅靠单家银行的力量很难承担,况且风险也大,任何银行都不愿独自承担。为了分散集中性风险,加强同业合作,避免恶性竞争,银团贷款便应运而生。作为国际信贷市场新兴融资方式,银团贷款在上世纪下半期开始迅速发展,一般划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银团贷款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为主;第二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以并购杠杆交易为主;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银团贷款二级交易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在巴塞尔协议颁布后,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和风险的监管,商业银行对同一借款人贷款有了最高限额,单一银行难以满足大型企业或者项目的巨额资金需求。于是银团贷款成为国际上银行业普遍采用的信贷方式。资产证券化又刺激了各国银团贷款二级市场的发展,而且带动银团贷款一级市场的成长。当前银团贷款不仅成为了全球债务市场的主流业务,还显示出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融合趋势,被大量应用于收购兼并和投资银行领域。

中国的银团贷款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只有极少数个案,1986年由中国银行牵头的大亚湾核电站和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项目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外汇银团贷款。当初的参加银行多数是外资银行。而90年代初浦东新区的银团贷款领域的金融创新,无论从开办时间、银团件数和规模,及银团的规范性都创风气之先。东方明珠电视塔银团贷款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全部由中国银行业参与的本外币银团贷款。浦东新区的银团贷款,符合国际银团贷款发展的历史规律,对大型项目和基建融资进行融资,扩大利用外资渠道,分散金融风险。对中国银团贷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引路作用。这些早期银团贷款的创新、探索之路,将永远记载在中国银团贷款的历史中。

由于资本、风险监管压力不足,和受狭隘的竞争观局限,中国的银团贷款在整个90年代依然布履迟缓,市场环境未完全形成,市场参与主体不成熟,市场规则不完善。2004年我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双边贷款到银团贷款——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巨大空间》,呼吁加快发展银团贷款,文中亦以东方明珠银团贷款为例。

2004年末,中国国内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18.9万亿元,但其中99%左右仍是双边贷款,各家银行习惯于一对一的贷款方式。而当时国内信用环境和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不甚健全,双边贷款容易形成多头授信,借款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和银行间信息沟通不畅获得超额授信,利用银行间非理性竞争放松贷款条件,放大了金融风险。在双边贷款的模式下,还存在债权资产难以分割及转让,债权人之间的地位不平等问题。银团贷款则能有效克服上述弊病,通过多方信息,识别风险并分散风险,防止不正当竞争,并促进市场化的贷款利率机制形成。工商银行思而行之,在业内率先建立起银团贷款分析、统计和考核指标。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还与同业开展银团贷款合作,相互推荐银团贷款,在银团筹组、角色安排、份额分销方面实现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和知识交流,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银团贷款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2000年我在担任首届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后,一直呼吁建立完善银团贷款的机制。我和银行业同仁都十分欣喜地看到中国发展银团贷款的法律环境逐步趋好。2006年8月28日中国银行业协会成立了银团贷款与交易专业委员会,承担起银团贷款市场参与者和政府监管者之间的联系纽带,开始收集、整理和公布银团贷款数据统计。在1997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制定了第一部全国性《银团贷款暂行办法》之后10年,2007年8月11日中国银监会制定了更为规范、完善的《银团贷款业务指引》(下文简称《指引》),在2011年再次进行修订。《指引》规范了银团贷款操作,强调分散授信风险,提高贷款流动性,鼓励同业合作和有序竞争,维护银团贷款与交易市场秩序健康发展。《指引》进一步明确了银团贷款的细则,规范了牵头行、成员行的职责。贷款概念也延伸之更广泛的票据、保函领域。中国的银团贷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金融业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2005年中国的银团贷款2336亿元人民币,2017年中国21家全国性银行的银团贷款增加到了73139亿元人民币,12年增加了31.3倍。同期银团贷款占对公贷款的比重从2006年的1.72%提升到了11.45%。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成熟,银行监管、资本约束和风险管理在持续加强,银行业的经营意识、核算能力和行业自律在不断提升。通过组建银团为大型项目、大型并购和大型融资筹措资金方式已经为中国银行业普遍接受和使用。银团贷款在助力银行尽可能维系客户关系的同时,又灵活配置信贷资源,维护资本充足率。银团贷款还有利于银行对双边贷款进行置换,调整优化信贷布局,同时流动性管理需求催动了银团贷款二级交易市场发展。银团贷款日益呈现证券化态势,交易的透明度、流动性和标准化水平在快速进步。众多成熟和多元的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银团贷款交易市场,中介服务市场随之繁荣。金融科技也相伴成长,组合分解技术被引入银团贷款设计中,大量创新金融产品,如复合选择权等伴之诞生。银行把握市场风险敞口,优化配置资产结构,有了更多选择。

中国银团贷款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从交易规模和交易频率看,银团贷款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在金融结构调整、去杠杆、防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中国的银团贷款发展还会出现新的高潮。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中,更多地采取国际银团的方式,筹集组织全球资金来支持沿线各国的项目,将会使信息更加对称,风险更加分散,有利于实现合作共赢、利益分享的根本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银团贷款业务发展和本外币国际银团交易市场的形成。

本文作者:姜建清

延伸

  阅读二

姜建清:矿工“逆袭”成世界级银行家,且看姜建清的金融管理学 

从工商银行董事长之位卸任后,如今的姜建清有一个新的身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生于1953年的姜建清,17岁汇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在江西农村务农,后来又到河南一个煤矿工作了3年。1979年,姜建清正式进入银行业,边工作边学习,直至获得博士学位。在担任工商银行行长之职的16年中,姜建清带领工行完成股份制改造、上市,并且跃居全球资产规模排名第一的宇宙大行,他也被誉为世界级银行家。在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与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第2集中,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EMBA授课教师苏勇与姜建清就银行管理学展开了精彩对话。

        企业家  |  姜建清 

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前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访谈者 | 苏 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

本文视频来自第一财经频道 20180126《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实录文字摘自访谈现场速记

  - 访谈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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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勇:中东欧基金和其他基金有什么区别?      姜建清:从运作模式、所遵循的规则来看,它和一般的基金是一样的。中国-中东欧基金有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政府支持,商业运作,市场导向。我们的基金是“16+1”的机制,就是中国和中东欧16国每年有一个合作的会议机制,在这个机制上,正式确定要成立中国-中东欧金融公司和中国-中东欧基金。根据这个要求,我们从2016年开始筹办,当年11月正式开始运作。       二是规模比较大。我们标的为100亿欧元,大大超过现在国内的一般基金,将来有能力在中东欧地区从事投资等业务,带动、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受到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欢迎。我们和波兰、捷克、拉脱维亚都已经签订了备忘录,其他的一些中东欧国家也都非常积极,表示愿意参加,所以规模比较大。         三是比较区域化。很多的投资基金或者定位于中国,或者定位于全球,像我们定位于中东欧这样一个特定地区的比较少。       苏勇:政府支持,商业化运作,市场导向,资金规模比较大,聚焦于中东欧地区,这和中国政府现在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是密切配合的。       姜建清:是的,中东欧地区就是“一带一路”中间的一个重要节点,从中国到中亚,再到中东欧,然后到西欧,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组成成员国。      苏勇:就是在经济上用投资项目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      姜建清:对,通过这个平台聚集全球的资本和中国的动力,用金融创新的方式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2

苏勇:外界评论说你的风格审慎、稳健。你觉得在你掌舵中国工商银行的16年间,这些审慎、稳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姜建清:我觉得一个银行家,不一定只是对我来说,对所有的银行家来说都应该审慎、稳健,这是银行职业的要求。

拿负债表来看,资本占全部资产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只有10%左右,国外有些银行连10%都不到,核心资本也就是4%-6%。大量的钱被称为负债,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存款,老百姓的存款、企业的存款、政府机构的存款构成了资金的主要来源,我们再把这些资金发放贷款,实现了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并且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些钱是谁的?是大家的。所以银行履行的是信托责任,大家把钱存在这里是相信你,你怎么归还大家?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也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意义所在。我们要有三性: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要放在第一位。

苏勇:但是为什么大家会对你有这种评价,可能的因素是什么?

姜建清: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从这几十年来经历的中国金融改革的风风雨雨,我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了邓小平说的银行要办成真正银行的含义。过去的银行说是金库,也就是出纳,你来领钱我就给你钱,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

历届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一再强调,商业银行要遵循自身规律去办事,这些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亲手经历了从技术上已经破产,有巨额不良资产和财务包袱的银行,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大家共同的努力下,通过艰难改革,凤凰涅磐,走出低谷,这对自己是刻骨铭心的。我想,做商业银行的管理者永远不能忘记审慎、稳健。

3

苏勇:你怎么看自己在工行16年的发展?

姜建清:我感到非常幸运,经历了中国商业银行从国有专业银行到国有独立银行,再到股份制上市银行的转变;从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存放汇业务为主的银行,变成综合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机构;从国内的银行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银行;从国内全球排列比较居后的银行,成为全球领先的银行,大家给我们的一个称号是“宇宙行”;从一个被西方认为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银行,转变成在全世界领先,为全世界许多同业所赞誉的一家银行,这是我们的信用。

苏勇:你曾经讲过一句话,主管一家银行好像在跑马拉松,这是为什么?

姜建清:因为银行这个行业非常特殊,经营绩效反映在当期,风险是在之后反映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按照一个周期来看,有时候银行在上行周期的时候,风险不容易暴露,而在下行周期的时候,会集中爆发。所以,一个商业银行家要完整地经历一次周期才能真正检验经营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银行家是跑马拉松,不能寄希望于100米、1000米,甚至10000米的时候掌声响起来。

苏勇:这个总结得非常好,一个是当期,一个是整个周期,经济上行、下行的问题。

姜建清:所以要想当金融家,想当官,干两年就拍屁股走路,风险留在后面,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金融家。

延伸

阅读三

姜建清:金融业“剩”者为王,金融家俱乐部尊重的是马拉松冠军

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资料图)

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在参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 SAIF)2017年毕业典礼时,与350余名新一届高金毕业生分享了自己所走过的金融之路,发表了发人深省的人生感悟。他的演讲包括三大部分:“金融与人生”、“金融与变革”、“金融与风险”。以下为他的演讲全文:

首先祝贺大家,通过艰苦的学习,圆满毕业了,收获了友谊、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能力。你们即将带着满格电的动力,开启新的人生历程。祝愿大家在海阔天空的人生大道上走出属于自己的宽坦大路。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交流一些与金融相关的话题。我想讲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与人生

金融是一个有着历史积淀的古老行业,已延续千年,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息贷款的历史甚至早至《旧约》圣经年代,楔形文字的借贷泥版,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庙、中世纪宗教对金融的禁锢,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银行复兴,从金匠到现代银行,历史上无数次的金融危机的摧残,波澜起伏、风云激荡,但金融业依然老而弥壮,历久弥新,是因为金融业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持续演化、不断完善发展。它成功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本则推动了社会发展。虽然古老的金融业被认为是传统产业,但它又能持续自我创新驱动,领先嫁接最新科技,这正是它基业长青的秘诀。

金融与实业同生同荣、兴衰与共,金融的要义就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被视作现代经济的核心,牵动各方关注和期盼的目光。回顾历史,大至一个国家政权、小至一个企业或个人,多少因为举债不当、金融问题而导致多年来的心血灰飞烟灭甚至破产倒闭,而多少又因为金融的有力支持而实现了国富民强、干事创业的伟大梦想!

虽然有时人们对金融带有偏见,甚至不时受到社会严厉批评指责,然而人们还是信任地将全部身家性命托付给它。对待金融始终有不同诠释,它是折射人性最好的镜子,就像它的孳生物-金钱,被人诅咒又被人热爱。金融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多么像人生。

金融与国家强大与兴盛密切相连。中国是一个金融古国。但近百余年来,苦难的中国积贫积弱,弱国焉能有强金融?一战前的1913年,全球前20大银行均为西方列强占据,中国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其总资产仅占当时全球最大银行的7.2%和2.8%。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财政收入并不能支持经济的赶超发展,金融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经历了经济周期和危机之后,人们越发理解了尊重金融规律的重要性。

中国金融的发展和调整、改革一直相伴而行,调整、改革的过程,并非浪静波平、顺风顺水,其间大多曲折艰辛,一波三折,是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铺就出来的道路,是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破、重生的过程。特别是一些重大关口的变革抉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却又无前人之路可循,无既成模式可学,一切都在摸索、探索中走过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金融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一代一代金融家们伴随着新中国金融成长和成熟,金融家的人生离不开时代的际遇。

个人的际遇都是时代赋予的,个人的价值都是时代造就的,变革的时代给每个人带来了机遇可能。回想往事,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社会更加多样性,经济更加多元化。和父辈、兄长们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在理工科之外有了金融、管理、法律等学科和专业选择。

我们选择金融是幸福的,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使我们有幸能参与这场波澜壮阔的中国金融业改革。见证了中国金融业勤于探索、善于借鉴、勇于创造、敢于超越的改革精神。亲历了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国际公众持股公司,从主营存贷汇等基础业务扩展到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横跨投资银行、基金、金融租赁、保险、全球商品和货币市场交易等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从以算盘手工操作为主的传统银行走向信息数据化高度发达的现代银行,从本土银行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大型跨国金融集团。从曾被西方认为“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银行”,登顶百年来多少银行家盼望的全球金融业顶峰。正是伟大变革的时代,才让我们施展的舞台这么大。

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特征,每个时代人们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不一样。在我从事金融工作时,并不深知金融的意义。在之后的工作、学习和职业历练中,越来越理解了金融的深刻涵义。理解了金融的经济性,正是金融发挥了中介作用,资产实现了转化,经济发展有了推力,财富得到增值,效率、福利得以提高。理解了金融的社会性,对于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高效的世界的意义。一个健康的金融是与社会经济有机联结、共兴共荣的。

正如罗伯特·希勒所说的,“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功能性学科。”金融业是接触社会、接触企业、接触人最多的行业,个人干事创业的梦想、家庭的幸福平安都离不开金融功能的发挥。它是服务型产业,但它与实体产业联系最为密切。它是创新型企业,今日关于金融科技的谈论差不多要占金融论坛内容的一半以上。它是年轻人向往的职业,所有高校几乎没有不设金融专业的。对职业的理解就会产生热爱,热爱就会产生兴趣。持久而强烈的兴趣,使从事的职业成为了事业。

人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职业生涯。如果能享受事业带来的幸福,持续求知、持续进步,就十分享受过程的成就感。人生的成功是感受到快乐,是快乐的过程均值,而不是期末时点值;是内在的自我认知和体验,并不是外界他人的评价。别人眼中认为你是成功者,而你内心是不快乐的,那就不是真的成功。理解所从事的职业、在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素养的同时,多一些金融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多一些社会责任和使命,多一些情怀和格局,多一些诗和远方,人生会更加的幸福圆满。

第二:金融与变革

当前世界金融业正面临经济周期、行业周期和科技周期的叠加影响。当你们离开校园时,正面临一个巨大转型、迅速变化的金融时代,全球金融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迷茫期”。你们将是变革的一代,不仅仅指金融行业的变革,你们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可能变化。因为变化,你们会感到兴奋、感到困惑、或感到痛苦,但终究是幸福的,亲身经历、见证或参与变革者是幸运者。

在三十多年前,选择金融专业是幸运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当时从事金融业的年轻人带来了广阔的舞台。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因为有机会参与中国波澜壮阔的金融改革事业。

今天,在你们接力跑的金融生涯中,中国金融业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业务更复杂,机遇和挑战更多。但选择金融专业的不确定性是比过去更大了,我不仅仅指中国金融从业人员已经近570万人,高校金融专业已有“产能过剩”迹象。我指的是,经历了过去几十年兴盛繁荣的中国金融业,也进入了深度调整阶段,面临着同业和跨界的机构挑战、“去中介化”的功能挑战。虽然金融业中介功能依然需要,是不会消失的,但承担支付、融资、风控和数据处理功能的中介机构、岗位是可能被替代的。未来的金融可能不是一个场所,但它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服务。

展望未来,你们的竞争者可能不是你们的同行和同事,而是新的金融科技。

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金融信息的传输、接收、分析、处理技术的革命,它的演进创新已经改变了金融模式、业务和产品。它将进一步打破金融交易和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带来客户需求偏好的改变、服务的便利性和覆盖面改变,服务水平和客户体验大幅提升;带来了商业模式、理念和金融文化上的一系列变化。

未来金融领域的变化,或许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快。在融资领域,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会提升资产转化过程中风险的把控能力,信贷决策也是博弈过程,会超越依靠实践和失误积累经验的传统做法。通过学习积累胜败经验,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模拟人脑的机制来判断、决策信贷。风险管理的准确性和精细化程度将实现质的提升;区块链技术会在支付等多领域发挥作用,提升安全性;VR技术会在信贷现场调查等领域崭露头角,非结构化的图像数据为远程决策者提供身如其景的感受;智能投顾会改善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的服务;远程移动互联技术会导致传统银行营业服务模式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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